农民起义呢？它给华夏社会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呢？在政治上，太平军也喊出了‘均贫富’的口号，但实际上呢？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，根本就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权，没有取消封建地租剥削，‘一切皆仍旧章’，其税租甚至比清政fu收得还多，不交就杀人，无需审判，说杀就杀，也没什么秋后问斩，典型的暴力政权，这样的政权，比旧政权又好在那里呢？再看太平天国的几个主要领袖，天王洪秀全，东王杨秀清之流，都是些帝王权欲熏心的野心家、阴谋家，腐败，内斗，互相杀戮。因为太平天国，全国死了至少七千万人，华夏在世界上原本还算领先的经济地位也急剧下滑，就此一蹶不振，这种所谓的农民起义，值得肯定和歌颂吗？”
这时，黎老师插话道：“所以有人说，不应该将太平天国定位为农民起义，而应该看作是邪教暴乱？”
唐老道：“邪教暴乱？这就有点妖魔化了。其实，农民起义也好，邪教暴乱也好，对统治者来说，它都要检讨自身，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才会出现这种全国失控的局面？”
到这时，胡晨阳其实已经听出了唐老的意思，他并不赞成“妖魔化”太平天国，同时，也不赞成过度美化农民起义。
果然，唐老道：“政治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，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，总是按照对自己有利无利来作评判的，或者妖魔化，或者过度美化，我不赞成这样做，我主张看结果，从结果看：不光是太平天国，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，对社会经济、人口的破坏都是巨大的，而对于封建政治制度的改变，却微乎其微，不要说那些失败了的农民起义，就是成功了，又能如何？朱元章算是成功了，李自成也成功了一大半，那又怎么样？‘总把新桃换旧符’，换的不是制度，是政权，是皇帝，如此而已。”
胡晨阳道：“唐老的意思，我懂了。”
“懂了就好。”唐老道：“这个话题不宜多说，点到为止，呵呵。”
胡晨阳道：“好，再请教一个问题，曾国藩镇压民太平天国以后，有人劝他把握机会做皇帝，这种‘登顶’的诱惑，对他真的没有吸引力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唐老道，“要知道，曾国藩此人，是华夏传统的主流文化培养出来的成功者，在人生态度上，就是‘三立’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也叫做‘三不朽’，要在这三方面有所成就，并不需要做皇帝。要说机会，三国时的诸葛亮比曾国藩更有机会做皇帝，诸葛亮做了吗？没有，如果做了，历史就不是这么评价他了，可能比曹操还不如。”
胡晨阳道：“也是。”
唐老道：“曾国藩达到了很高的人格境界，可以说是‘内圣外王’，何谓‘内圣’？是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，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；何谓‘外王’？就是施王政，行王道，也叫仁义之政，仁义之道，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，既没有选择做皇帝，也没有激流勇通，而是顶着压力、硬着头皮做事，兴科举，办洋务，送优秀子弟出洋留学，将混乱了十四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正轨，使东南十四省的老百姓重新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，这是百姓的幸运，也是曾国藩本人的幸运，成就了他的内圣外王，历史上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寥寥无几啊。”
说到这里，唐老看了胡晨阳一眼，道：“官员都讲政绩，政绩是外在的东西，是属于‘外王’那一部分的，没有内圣，何来‘外王’？那么，曾国藩的内圣，精华的东西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四个字，‘修、立、储、养’，也就是修身，立志，储备才干，培养声望。曾国藩的才干，是儒法道三家并用，所以他能左右逢源，这个很厉害，曾国藩绝对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，做人做事，他比诸葛亮做得还好。”
听了唐老的话，胡晨阳又有热血沸腾的感觉。
唐老又道：“晨阳啊，十多年前，你就对曾国藩感兴趣，今天，你已经是从政之人，仍然如此关注曾国藩，我很高兴。有人说，我唐际中是曾国藩的‘异代知己’，这个说法，我比较认同，哈哈！所以，我也想跟你说：历史上，内圣外王的政治家，有，不多，诸葛亮算一个，曾国藩算一个，周总理也算一个，建议你好好研究他们，也成为他们的‘异代知己’，或许，你会因此而得到一些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。”
胡晨阳郑重道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……
从唐老家出来时，黎老师道：“晨阳，唐老对你期望很高啊，内圣外王。”
胡晨阳道：“十多年前，我没成为唐老的先生，让他很失望，我至今都很内疚。”
黎老师道：“其实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建国后，太祖要是多研究一点经济学，少研究一点24史，恐怕会少搞一些政治运动？”
胡晨阳微笑道：“黎老师也很开放啊。”